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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农村教育让农民的孩子有学上

2017/4/17 8:51:08   来源:   点击:

现在还有一种现象,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,把位置留着,让代课老师来教,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。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,在册的是那些人,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。
  
编者按:9月21日,21世纪教育研究院、南都观察(微信id:nandugongyiguancha)、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“农村教育何处去”主题沙龙。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,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,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。

杨东平/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、博导,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,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。

张林秀/农村教育行动项目(REAP)中方主任,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(北京)副主任。

康健/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,原北大附中校长,“美丽中国”首席教育官。

刘伟/新学校(北京)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,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。

教学质量差,师资是个大问题

杨东平: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,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,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,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。除了营养健康以外,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?

康健: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,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,高中毕业的人,现在50岁以上,他们占比例相当大。他们愿意留在村小,不愿意去中心小学,是因为工资一样,学生少,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。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,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,现在又讲音体美。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,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,一招工、招警察或者公务员,一招都走了。我们属于扎根派,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。

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,造成上面要什么,下面就对付什么,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,今年再考可能很差,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,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。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。

张林秀:现在还有一种现象,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,把位置留着,让代课老师来教,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。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,在册的是那些人,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。

刘伟: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,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。我来自山东潍坊,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。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,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,但是老师跟不上,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,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。

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,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。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,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。

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?

杨东平: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,同样的标准和规则。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、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,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,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,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,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。这个问题,各位怎么看待?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,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、功能、方向有问题?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?

张林秀: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,我的观点是,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。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,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,但是只要走上社会,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,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,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?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,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。

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。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,他给孩子买小画书,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,不是我们本土的。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,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?

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,水平不应该降。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,他们会碰面的,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。

康健:我觉得农村,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,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,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,看起来形式上公平,其实不公平。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,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,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?结论已经有了,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。

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,听起来也是公平的。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,没有结论。90年代末,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,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,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?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?

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,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,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。如果不一样了,对农村是一种歧视,一定要一样。现在面临一个问题,如果学的不一样,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?因为学得不一样,评价标准就不一样。

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?拿一个绿色证书,种果树、养牛羊你也有本事,但是不了了之。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,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,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,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,所以他宁愿打工,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。

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,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,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,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。

80%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,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?

杨东平: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。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,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%左右,80%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,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?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,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,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,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?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,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,当时提出一种概念,三“教”统筹,实现农科教三结合,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。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,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?

张林秀: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。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,也要有高精尖的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,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。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。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,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。

我们现在说,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,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,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,而不是技能本身,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。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,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、产业链提升。

杨东平: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,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。

康健: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,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。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,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。如果不从长线抓,而从最上端,从高考、中考抓,我觉得没戏。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,课时也好,教学方式也好,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,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。

“美丽小学”:村小也有“条子生”了

康健: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,我当校长,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,我们为改变而来,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。我们还有了条子生!过去我在北大附中,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。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,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。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,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?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。

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,他怀疑我能待多久,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?现在开学三周,他偷偷来了四次,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,不让领导讲话!一个领导都没有,没有主席台。第二天,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,又修了浴室,上面是男孩的,下面是女孩的,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。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,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。我们绝不做大班,我觉得是有希望的,能改变的。

杨东平: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。

康健: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,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,我们还是从健康、卫生、安全、运动,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,不炒分数。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,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。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,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。

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,才花了一万多块钱,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,加温到100度,再降低到50度,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,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。

张林秀:我给您一个定心丸,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,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,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,学业表现就会上去。有的孩子视力差,成绩差,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,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。

康健: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,别人都有点怀疑,弄厕所?我们都是隔板的,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。

张林秀: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,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,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。

康健: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,都是标配,很多闲置严重,浪费。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,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。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,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。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,大屏替代大黑板,其实没有什么改变。我们不用大屏,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,用小桌子,个别化、小组化的教学,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,方便孩子学习。

张林秀: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。我们跑了很多地方,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。我们发现,电脑基本是闲置的,最多老师备课用。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?

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,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。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,我们课程设计的是,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,维持秩序,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。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。

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,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,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。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,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。刚开始,小孩不敢鼠标双击,手都在发抖,不到一个月,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,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,更喜欢学校了。

康健:在师资培养方面,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,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,学生有十万人以上。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。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,针对包班制,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。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,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。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,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,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。

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

杨东平: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,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。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,请他介绍一下。

刘伟: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《基础学校》,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,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,具有普遍性。我们想,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?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,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?

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,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,但具体研究了以后,发现就是一套工具。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,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,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,经过一年时间,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,学知识太容易了,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。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、创新学习,概念驱动。

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。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,我觉得效果不理想,只有给他一个方法,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,去改变和提高。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,但没有给老师工具,他手里没有工具,怎么做?我们说把教材放下,那好,我教什么?缺少了中间的工具。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。

现场互动问答

观众A:我有两个困惑,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,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,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?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?


张林秀: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,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,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,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,怎么复制推广。

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,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?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,效果不太明显。第一,家里没有钱,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,但是做不到。第二,培训过后,回家就忘记了,效果和强度很弱。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,还是自发更好?只有尝试了才知道。

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,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,我们把蔬菜、红枣、豆子都搜罗了一遍。有铁强化酱油,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,还有铁强化面粉,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,根本不去市场买。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,免费给发营养包,增加微量元素。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,你要食补的话,有时候是来不及的,只能添加。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,只能政府主导。

康健: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。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,到近代陶行知、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,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。城乡差距不说,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。

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?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。学科结构很难解决。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。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,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。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,我们要三突破,观念、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。否则只能重复。

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,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,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。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。

 观众B: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,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,机制层层有问题,最后压迫小孩,非常严重。这种情况下,NGO力量的来源在哪?我们突破口在哪?

刘伟:我做过一个尝试。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,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,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,孩子在里面怎么样,与村民没有关系。我们想,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?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,让校长、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,到学校看看,办得怎么样。

当校长出现空缺,要提名,竞争上岗,用不用村民说了算。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,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,导致了很多了问题。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,是为我孩子服务的,就不一样了。

观众C: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?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,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,怎么推广?

康健: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,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,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,杯水车薪,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,你只是顶了一个缺,新代课教师而已。

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,提出“走向最边缘,沉到草根中”。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,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。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。我带进去的这些人,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,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。

另外我有“三不变”:第一,生源不变,我只要本村的全收。收费不变。招生不变。地方标准不变,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。

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,这条路我们不走。

观众D:我做过十几年老师,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,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。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,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,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,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?

杨东平: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,这是很重要的方向。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,例如伏羲学校,比较成功,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,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,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。

康健:这个理念是对的,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。根据我自己的判断,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,因为它的环境,自然、乡村和社区的融合,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。城市水泥制的学校,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,他们是封闭式的,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。必须扎根自己本土,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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